中国外逃贪官的绞索

　　9月29日，《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将正式生效，起草中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将于今年年底通过。　　

　　目前，尚有超过4000名中国外逃贪官在国外“自由主义”的天空下接受“荫护”，最保守有超过50亿美元的资金被他们卷走。但由于中国与大多数贪官逃往国无引渡条约，且双方司法理念存在差异，如何让中国外逃贪官得到惩罚，没收他们正在享受的黑金成为一个棘手的难题。

　　外逃贪官和资金：“一个黑数”
　　2003年4月20日中午，58岁的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携同女儿、女婿、外孙女等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出境，据消息人士透露，他们经由新加坡，转道至美国。那里，有她多年前置下的五处高级房产。
　　狠捞上一把，然后逃到国外，利用中国与他国法律不对接的空子，就此逍遥法外，这样的外逃现象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国家电力公司原总经理、正部级官员高严，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卢万里、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原局长蒋基芳、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许超凡、河南省服装进出口公司原总经理董明玉等等，涉案金额逾亿之巨的各种高官显要纷纷逃往国外，一时间成为媒体报道的热点，其中除卢万里被缉拿归案外，其余人等均在异国他乡过着优裕的“人上人”生活。

　　除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外，无法指名道姓的外逃者难以计数，媒体报道习惯引用的数据是：外逃海外的贪官4000多名，涉案金额50多亿美元。
　　“那已经是陈年老黄历了，现在早已不止这个数了。”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某省反贪局局长接受采访时表示，那是2001年最高人民检察院追逃会上公布的数据，如今过了快两年，数字早已经发生了变化。
　　至于具体多少，他用了四个字形容：一个黑数。
　　记者调查时发现，真实外逃的人数，远远大于检察机关公布的数字。职务犯罪查处率居全国前列的四川省，截至2003年6月30日，有158人负案在逃。然而该省反贪局指导处副处长刘关星告诉记者，这158人中，只有一起案犯在海关出境时留下了记录，其余的全部下落不明。
　　“至于是不是用假身份证、假护照逃到了境外，还是潜伏在国内，我们没有证据，不好说。”刘关星还说，有些人长达十几年杳无消息，线索全断，最后检察机关不得不以撤案进行处理，这样的情况也不在少数。
　　除了持有合法证件公然外逃之外，用假身份证办理真护照、通过旅行团出境转逃第三国及偷渡等几种方式，是贪官们惯用的伎俩。据媒体报道，杨秀珠及全家出境时，所用证件全部身份不明。她早就拥有美国绿卡，但卡上姓名非她真名。也就是说，一旦她逃到国外，不仅海关没有记录，而且还可以堂而皇之易名而居，过上“安全”生活。

　　司法引渡的乏力
　　贪官们外逃后如何能逃避惩罚？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国际法学教授刘廷吉教授说，这些人利用了中国与他国法律衔接上的空子和漏洞。
　　“根据国际法原则，只有签订双边引渡协议的国家，才有强制力要求对方予以引渡。否则，只能靠双方友好协商，视谈判情况而定。而有些国家甚至规定，没有引渡协议，谈判也不行。”刘廷吉表示，引渡问题一直都是国际司法协助中的难点之一，涉及到法律理念和双边关系等多重复杂的问题，一旦发生冲突，很难协调。
　　刘关星副处长也告诉记者，四川省惟一明确的那例外逃美国的案子，去年下半年通过公安部向国际刑警组织申请了红色通缉令，然而由于中美双方没有引渡条约，通缉令至今石沉大海。
　　我国在司法引渡方面起步较晚，有专家分析说，1980年代末期到1990年代初，一批在经济转轨期间利用手中职务犯罪的人员外逃，才引起有关部门对打击跨国犯罪的重视。1994年，中国与泰国签订了第一个有关引渡的条约，之后引渡问题的双边谈判发展缓慢，迄今为止只有18个国家与中国签署了双边协议，而美国、加拿大以及西欧等贪官外逃最多的国家，都没有引渡协议。
　　最高人民检察院外事局司法协助司龙梅处长，一年多来致力于国际间司法协助、引渡等方面的具体谈判工作。
　　“我操作了不少具体的案子，成功的有，但总的来说难度很大。”龙梅感叹，在国际司法合作谈判时，一些国家往往会以此为政治筹码，人为设置障碍，海外追逃难上加难。
　　另一方面，中国在国际法体系上的相对滞后，也给海外追贪增加了难度。尽管1990年代以来贪官外逃情况已十分严重，但《引渡法》于2000年12月28才正式颁布施行。另一方面，有调查显示，1997年至1999年3年内，中国累计资本外逃530余亿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为职务犯罪非法所得，然而目前为止，《反洗钱法》仍只停留在酝酿阶段，中国也没有加入国际反洗钱组织。
　　因此，在反腐力度日渐加强的今天，贪官们在国内的生存环境可谓每况愈下，而外逃就成了低风险、高收益的举措。
　　在位期间猛捞猛刮，有计划有步骤地向海外转移资产，一有风吹草动，逃之夭夭，一旦成功，一劳永逸，这已是近年来职务犯罪的广泛趋势。日前有海外消息透露，在今年SARS肆虐的四五月间，有180多名在职、已退下的处级以上干部失踪、外逃，或在外考察访问逾期未归，一些高级干部在途中、边境、机场港口被抓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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