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反对改革？

2005年12月12日，吴敬链教授在《财经》杂志2006年年会的主题演讲中引用了两位美国教授的观点:“什么人可能反对改革？一个是既得利益集团，一个是贫困群体。他们可能在反市场体制上结成联盟。打着弥补市场缺陷的口号，大众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会就此改变。”因而招来一片质疑谴责之声。其实，正如天_晓得网友所指出的那样:吴先生引用这段话，“是在特定的语境下——只有硬着头皮深化改革才有可能逐一化解当下突出社会矛盾的语境下说的。也就是说，只有继续推进真正的市场化改革，才能破解不彻底、不到位的市场化改革所已积累的种种矛盾和难题”[1]。离开特定的语境，孤立的谈论这句话的正误，显然不合适。
我以为这句话所以成为名言，所以得到相当多的学者的认同，说明它在一定条件下是真理。最明显的例子来自于苏东转制国家的价格改革。虽然价格市场化已被证明为经济改革中最重要最基础的环节，但是相当多的国家在价格改革问题上，还是受到来自低收入阶层（普通市民、工薪阶层）以及享受计划价格优惠的企业、组织（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致使价格改革决策常常受阻。欧洲一体化已被证明对欧洲国家的长远利益和经济发展很有好处，但是在法国等地，这一改革方案就被多数民众所否决，而否决这一改革的大多数，是这些国家的穷人——下岗工人、普通职员、小商贩、青年学生等等。

任何真理都是具体的，这句话在当下中国不适应有其特殊的原因，需要具体分析。我的观点是：在时下的中国，穷人反对改革，也不反对改革。
穷人反对改革
1、改革是利益的调整，如果一项改革涉及到绝大多数低收入者的利益，且这种涉及只有损害，不会增加他们利益的时候，穷人就反对改革。比如前些年进行的农付产品价格的调整乃至放开，就受到相当多普通民众（普通市民、普通职工）或明或暗的反对，那几次以反官倒、反通货膨胀名义出现的群体性事件，其实就是对当时进行的价格改革的强烈反响。只不过中国特殊的国情使得这种反对的声音不太一致，反对的态度不甚明了罢了。在波兰，因为团结工会的因素，普通市民反对肉类价格调整的声音就比较洪亮，以至于政府的价格改革决策屡屡受挫。
对于低收入者，如果基本生活品大幅涨价，又让他们不表示反对，几乎是不可能的。由于中国系威权式的改革，政府强有力的行政手段与思想政治工作，使得这种反对好像从来没有成为问题。加上那时人们对商品的普遍短缺、尤其是农副产品的极度短缺最为头痛，价格调整换来的是农民收入的提高，市场供应的满足，改革效果的立竿见影，政府又及时进行了副食品工资补贴的配套改革（虽然补贴的钱不多，但政府毕竟对价格改革造成的影响给予了补偿，这对于工薪阶层与普通市民情绪心理的稳定，还是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对改革未来的期待，对政府的信任，对大局的顾全，使得普通的市民、工人没有对价格改革形成明显的反对声音。当然更重要的是，同时进行的其他方面的改革，比如允许私人经商、搞贩运、从事第二职业，允许农民搞加工业等等，给普通民众带来的众多利益，也让人们对价格改革成功充满期待，对“只要价格理顺了，一切都会好的”政府承诺信任有加。
就价格双轨并为一轨的改革而言，当时，搞“官倒”、开皮包公司的既得利益者肯定打心眼里反对，因为一并轨，他们的滚滚红利就没有了。享受生产资料计划优惠价的国有企业及其职工也会反对，承担最终提价苦果的广大普通民众、低收入者，肯定有相当大的抵触情绪。这是既得利益者与穷人利益联系密切、有可能共同反对价格改革的一种前景，只是因为上面价格并轨的主意已决，政策执行到位，行政手段有力，相关补救工作及时，这才使得价格闯关的改革，没有因为人们的抵触和反对而夭折。
2、还有一种情况穷人会反对改革。穷人受苦太重，改革春风迟迟吹不到身边。真正开始改革了，改革又被下面念歪经的“主持和尚”搞乱搞糟了。加上改革进展的迟缓，人们迟迟感受不到改革带来的益处与成果，这样，人们就会对改革的必要性合理性产生怀疑，从而反对改革。举一个假例子说明此观点：以国民党的执政作风与能力，倘若1940年代中期，国民党政府实行减租减息的农业经济政策改革，恐怕等不到这项改革推进下去，等不到这项改革的益处表现出来，广大贫苦农民早就相信共产党更加激进的土地改革纲领（打土豪分田地）能够解决问题了，不再满足于减租减息的温和改革。如此，农民革命的发生，就将变成对国民党政府这一温和改革的反对。
3、穷人不知道自己的利益在何处，认识不到改革的合理性正义性时，会反对改革，至少是不积极参与改革。比如解放初，许多穷人就认为：自己家没有土地，是因为父母经营不善，入不敷出，最后卖光了。现在给地主扛长工，人家管饭吃，给工钱，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没有对不起自己。倒是自己，若不是地主雇用，早就没有地方吃饭了；如同马克思时代的工人，认为给资本家干活，资本家付工资，天经地义，自己没有吃亏，社会并不存在不公平一样。经过革命理论的反复宣传，剩馀价值观念的日夜启蒙，穷人们终于明白是自己养活了地主资本家，他们的残酷剥削使自己损失了太多的利益。于是开始看到自己的利益所在，看到革命性的改变现状的正义所在，遂开始支持参与革命性变革。50年代共产党刚开始闹土改时就是这种情况，当时众多农民并不积极参与，总说“主人对我好，没有欺压剥削我，主人家的地也不是抢来的骗来的，而是他父亲善于经营精打细算，利用省下来的钱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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