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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城市地理研究的若干问题:海外学者的观点

    中国城市地理研究的若干问题:海外学者的观点
      1、前言
      在中国城市地理研究方面,海外学者是一支重要的研究力量。这些学者主要集中在北美和英国,鉴于香港学者研究比较活跃,与海外学者有相似的研究风格,本文也包括了他们的部分研究成果。这些学者,对中国的情况较为熟悉,研究方法能与国际接轨,具有良好的英语写作能力,在国际的主流地理期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城市地理研究的论文,取得了“印想深刻的研究成果”,“一些方面取得了优秀的研究成果”[1],尤其是近20多年来,伴随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的改革开放,许多海外学者到中国进行考察,收集资料,与国内进行合作研究,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2]。他们的研究:一方面大大提高了中国城市地理研究在国际地理学界的地位,扩大了中国城市地理研究的国际影响,结束了外国人抱怨中国地理文献少得可怜的时代[3];另一方面,促进了中国城市地理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提高,由单纯的描述、经验性研究,向概念化、模型化、理论化方向发展,拉近了与主流人文地理研究的距离。本文对海外学者在中国城市地理研究方面的观点作一概括,目的是促进海外学者与中国内地学者的交流与合作,共同发展中国的城市地理学。鉴于海外学者论著盛多,遗漏在所难免,不足之处,请批评指正。
      2、经济发展与城市化
      近年来,在人文地理学界尤其是城市地理研究中强调“文化转向”、“制度转向”或“关系转向”。这些因素在解释城市化中虽然不可能完全替代经济因素,但其对重新解释经济因素对城市化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的政治经济因素在城市化中起重要的作用,海外学者在解释中国的城市化时大都强调要有政治经济的观点[4,5,6]。海外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与城市化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力图使其概念化,有些理论与概念的提炼在国内外产生了比较大的反响。
      工业化是城市化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世界许多地区工业化推动了城市化的发展。建国后,中国工业发展与城镇化是不相协调的。传统社会主义观念认为城市是资本主义的温床,是资本主义的消费地和寄生地,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决心要实现城市由消费地向生产地的转变。发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事实上限制了城市化,背离了城市化过程。Ma和Hansen在题为“现代中国城市发展”一书中对这一现象概括为“在城市化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实现工业化。”事实就是“减少城市化成本,来扩大工业化的发展”[7]。Ma认为中国以农民和农村为根据地,反对修正主义,其意识中存在反城市化的倾向,提出了反城市化的概念(Antiurbanism and Counterurbanization)[8]。
      这一概念提出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控制城市化,发展工业化的真正动机是出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考虑,还是从城市管理和国防考虑[9,10]。虽然仅是一家之言,但平均主义及意识形态对中国的城市发展政策及方针的确有较大的影响[11,12]。Lin将其概括为“有限城市化下的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 with Limited Urbanization)[13]。Zhou和Ma,针对大跃进时期城市“人口过剩”,城市人口超过城市经济发展的现象,概括出“表象城市化”的概念(Spurious Urbanization)[14]。Ma和Wei认为,指导中国发展考虑的是均衡、 国防和经济三大原则[15]。
      改革开放以后,伴随中国乡镇企业的大发展,乡村人口由农业人口转变为非农业人口,但这些人口进入工厂并未进入城市,出现离土不离乡的现象。这种现象在其他的发展中地区和国家并不多见。这一现象被称为隐性城市化(Hidden Urbanization)。传统的经济决定与城乡分割的城市化分析方法也受到了挑战。围绕着MCGee的Desakota概念,有关学者进行了对中国城乡发展的分析[16]。
      中国的城市化发展的路径从根本上来讲,主要有两条:一是从1949年到1978年以前,以计划经济和以城市作为增长极的发展路径;另一是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自发产生的,以小城镇为基础的城镇化。第一条发展路径是至上而下的发展路径,与第二条发展路径相对应,Ma及其他学者[17] 分析了自下而上的城市化发展路径,揭示了随中国经济发展的转型,遍布全国的城镇在中国城市化中的重要作用,成为一条特色鲜明的城市化模式。虽然这一模式仍存在争论,但在主流地理学界,强调制度、私有化、地方化的大背景下,他代表了中国城市地理研究者的声音,以及与主流地理界的争辩。
      随着外资流入及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城镇化进一步加速[18],有的学者又提出了外向城市化(Exourbanization)[19] 及外向驱动工业化(Externally Driven)及城市发展的概念与理论[20]。也提出了“二元城市化”的概念,认为一方面存在政府引导下的针对非农人口的城市化,另一方面存在农业人口自发的城市化[21]。国际化及外资促进了苏南经济转型,传统以乡镇企业为核心的苏南模式,被外资企业及外向型经济所替代[22]。 3 全球化与城市发展
      全球化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的全球化,是多种因素、多种机制作用的结果。全球化使资本、人口、技术、信息等要素跨国流动加剧,形成了许多跨国经济、政治、社会组织,促进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空间结构重组。全球化突破了传统国界的限制,使得中外人文地理和城市研究找到了共同的理论基础。
      全球化对城市与区域发展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城市发展受制于其在全球等级体系中的地位,社会空间结构受全球化的影响明显。全球化在不同层次的表现被认为是重塑城市的要素之一[23]。全球化对城市发展影响的研究集中于作为全球化战略的全球资本和产业的重组及空间结构的变化。许多研究都试图解释全球市场力的运作与世界城市、全球化城市,全球化城市与区域的关系。城市地理研究跨越空间限制,成为一个新的学派,其强调从全球经济重组到跨国资本的流动性和建立全球城市网络及城市空间的变化。
      外资是全球范围内城市结构变化的重要动力。2003年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外资输入国。外资在中国的投资区位选择成为国外学者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与一般的公司区位选择不同,外资区位具有一些独特性,如对地区环境较为敏感,尤其是政府政策及中国的转型经济。Leung 指出中国外资分布不均衡主要是由于现存的亲缘关系的不平衡[24]。Eng和Lin进一步指出新建立和已建立的社会网络的重要性。社会网络不仅有利于接近市场,也有利于处理与地方的关系[20]。Hsing强调台湾生产厂商与地方政府官员的文化亲近的重要性。共同的文化因素在最初区域全球化阶段尤为重要,如香港资本向珠江三角洲流动,台湾资本向福建的厦门和漳州流动都是明显的例证[25]。但是,随着地区全球化的深化及各种形式、水平的竞争的发展,这种文化联系对外资的拉动作用日益减弱, 市场和公司的作用加强。 如在2000—2001年,大量的台湾资本由珠江三角洲、福建流向长江三角洲[6]。
      海外学者也对中国大都市内外资的投资区位选择进行了研究。大都市区的外资投资区位选择,在城内遵循经济合理性,可以从经济和政策方面进行解释[26]。除传统的如靠近铁路、集聚因素、劳动市场外,靠近高速公路、高档宾馆外资区位选择有很大的影响。这种区位选择促进了城市的转型,加速了城市多中心发展格局的形成。开发区的政策对外资的区位选择影响重大[27]。
      全球化的生产加速了世界城市的发展,城市区域成为迅速成长的新的经济和空间现象。这些城市区域是地区经济和全球经济的节点,在货物、资本、技术和信息流动方面起枢纽作用,以其大小和经济实力对各城市产生重要影响。国际城市区域肯定会重塑中国的区域经济和城市化模式[6]。在近二十年来,外资的大量流入,使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成为投资的密集区,促进了城市区域的成长,被称为崛起中的国际城市区域[28]。虽然对国际城市区域尚未有一个标准,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成为国际城市区域的潜力和过程,有待进一步研究。海外学者对中国国际化城市区域的研究集中于上海一长江三角洲[22,26],香港一珠江三角洲[16,29]及京津地区[30,31]。Wei对苏南的研究突破了传统的苏南模式并向西方学术界深刻地阐明了地方政府及地理环境对国际化的决定性影响[5];对杭州的研究揭示了转型和国际化交互作用促进了杭州的发展及转型[22]。此外,通过分析京津地区国际化城市的目标及挑战,阐明了制度及地理区位条件在国际城市崛起中的重要性[31]。
      全球化对城市社会空间产生深刻的影响,全球化与中国经济转型结合,使得中国的城市空间更趋复杂化。这种表现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①城市社会分层现象。一方面存在大量的下岗工人,另一方面涌现出私营企业者,外资白领等,其收入差距巨大,出现城市社会的分层与极化。从上海房地产价格空间差异入手,发现住房商品化使得上海在解放前所形成的社会空间复活,城市商业发展,住房私有化都是社会分层的重要原因[32]。②全球化加剧了中国沿海与内地的差距[33],使得大批劳动力涌向沿海,沿海城市在享用廉价劳动力的同时,出现了一些城市社会问题[34,35]。③全球化也促进中国乡村人口向大城市迁移。事实就是乡村人口迁移选择以本土关系为纽带的路径[36],这种被概念化就是“地方的力量”(Power of Place)。 ④由于城市内部发展的市场化机制及大量外资企业在中国沿海的主要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设立总部和分部,服务业的逐步开放及集聚化的要求,我国大城市的中心商务区(CBD)的建设受到海外学者的关注[30]。
      历史上全球性的贸易、人口流动等是全球化的重要背景,对全球化起重要的作用。历史上成千上万的华人移居海外,形成了强大的华人集团,Ma和他的同事把海外华人群体(Chinese Diaspora)作为一个包含地点的系统。这个空间动力系统由源于同一地点的人群所组成,包含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关系的构成及分布[37]。这一理论与概念,在与西方主流理论的争辩中,增加了中国城市地理研究的声音,做出了重大的理论贡献,对恢复了海外华人的祖国情结,在构建全球部落和民族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38]。一个全球华人“资本主义”的帝国,从美国曼哈顿到硅谷,从香港到台北,再到珠江三角洲东莞的村庄,还有其他许多地方正在发挥巨大的作用。
      4、体制改革与城市转型
      最近中国城市研究集中于在全球化和市场化下的城市过程和机制转型[6,39]。中国体制改革是渐进性的、实验性。不是简单的拷贝西方资本主义,但希望市场机制发挥更大的作用[6,27]。转型时期,海外学者很少用资本主义描述中国的经济性质,但随着市场化和国际化进程的加剧,资本主义的色彩似乎越来越浓[40]。影响中国城市转型的体制因素较多,如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财政和行政分权、政企分离等方面。许多人认为政治经济因素对城市转型的影响最为关键[6,23]。Wei提出从中国体制改革的三大过程,即地方化、市场化和国际化,及地方、政府及海外投资者三大主体进行剖析,来研究中国城市与区域发展机制[33]。研究揭示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及人口的快速增长是世界各国罕见的,并从分权,市场化,国际化及空间结构重组来分析导致中国城市和区域发展的因素,弥补了主流理论对转型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国际化及其对城市与区域发展的影响等方面研究的不足[23]。Wu认为,城市转型是一种城市过程,不仅指土地开发和住房商品化的具体过程,而是根本性的政治经济过程[41]。
      体制改革中最大的变化之一是城市的政府与管制行为,成为国外学者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其中对转型经济,中央与地方关系以及地方政府在组织经济中的作用都有一些新观点[33,40,4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管理体制行为趋于市场化,国有企业改革,地方拥有更多的财政自主权,住房商品化,土地租赁市场的建设,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基础设施建设也靠市场力量推动。私有化现象相当明显[43]。地区组织和政府、城市地区、街道办及居委会等具备更多的管理职能,这反映了政府意欲创造一个可管理的社会,以对付诸如社会救济、下岗工人再就业、流动人口等问题。政府分权和服务职能的市场化,引发了中国城市向企业家城市的努力。通过一系列的体制改革,中国城市逐步由生产地向企业家城市(Entrepreneurial City)转变,其结果使城市之间及城市区城间竞争加剧,这种“地点营销”(Place Promotion)在世界其他地方并不多见[41]。的确,中国的城市转型创造了新的城市空间,这些新空间,从国营百货店租赁柜台到城市写字楼、摩天大楼、高新开发区、科技园,到外国零售店、购物中心及购物综合区、乡间别墅、大学城、开发区、金融街和商业中心,构成了新的城市景观和城市空间。这些空间包括如下几类:一是城市社会空间,二是城市消费空间,三是城市边缘空间,四是城市全球空间[41]。
      城市社会空间:由于从福利分房向住房商品化转变,引起城市生活和产业的深刻变化[44,45]。原有依附于单位福利分房,使工作地与住处在一起的情况在减少,大量商品房建成。城市社会差异从房价空间差异可明显反映出来,均质的社会均衡被打破,出现了富人区和穷人区的隔离。这种社会空间的分异受以下几种因素制约:历史发展的差异,住房供给形式,全球化的程度,城乡的体制及文化历史。
      城市消费空间:近年来,城市消费由改革开放初的货摊式走向超市、购物中心、步行街,现在郊区购物广场也相当时兴。根据不同档次住宅,周围形成不同档次的消费空间。城市消费及服务业国际化趋向明显。许多城市根据文化传统及国际影响、品牌等建造光怪陆离的消费空间以提升城市形象,作为城市现象展示区。伴随零售业的改革及对外开放,零售业向多元化发展,家庭、私营、外资及股份制企业构成城市的新的商业网络,形成了新的城市消费空间[46]。
      边缘空间:边缘空间是有种族和族源等原因产生,是城市隔离及城市体制所引起的。由于在土地和住房市场的排斥,乡村进入城市的人口不得不选择在城市边缘居住,把城市村庄作为居住地,形成“城中村”[36]。
      全球化空间:由于外资大量投入而产生的经济开发区、出口加工区、金融贸易区等。国内主要城市争相发展中央商务区(CBD),提升国际化,争取成为国际资本向服务业投资的集中地。一些国际盛会如2008北京奥林匹克,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会创造更多的全球化空间。
      5、城市地理的理论与方法
      中国城市地理研究近20多年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包括在理论和方法两个方面。但面对世界人口最大的国家,变化如此巨大的城市。检讨目前的研究仍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①许多研究仍沿着传统的研究路径,重经验研究,忽视理论概括和模型建立,与主流地理研究相比较,仍有一定的差距;②详实的、可靠的数据分析及野外考察不足,使得分析较为肤浅;③政治经济体制对城市及其转型有重要影响,但分析性论文仍然偏少;④与主流地理学界的交流仍待加强;⑤现代地理技术与方法如GIS在城市地理的应用仍然有限。
      目前,中国城市地理发展面临理论与方法创新的艰巨任务。应该看到,完成这个任务已具备了良好的条件:①中国在比较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下改革与发展,中国经济不断开放并与西方接轨,中国提升城市化的步伐加快并不断有新的内容,中国城市发展、结构、转型的速度与尺度是世界其他地区难以比拟的,这为中国城市地理理论与方法的创新提供了条件;②改革开放以后,大量中国学生在西方国家学习,他们在理论上相对训练有素,方法上与西方接轨,这些海外学子成为中国与西方联系的重要纽带,近些年中国学者也广泛参加国际学术交流,为城市地理的理论与方法更新提供了人才和知识支持;③在世界银行、联合国和世界有关组织的支持下,80年代以来,中国统计机构发布越来越多的统计信息,有助于经验性的研究及理论提升与概念化;④信息化对发展中国家是个挑战,但也提供了机遇。西方较为现代的研究方法的扩散,为中国城市地理研究掌握先进的研究技术与方法,提供了机遇。
      中国城市地理的理论应如何建立?近年来,我们已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流学派中引进了许多新的概念和理论,在没有形成我们的理论与概念的情况下,借鉴这些概念和理论是必然的。但问题是中国是否会经历几十年前发达国家城市转型的过程,在多大程度上,这些理论适合于中国,如果现存的西方理论不理想,是否还有重建理论和概念的可行途径?如果现存的理论应用不是十分理想,是否还有理论借鉴,这些理论是否可用于理论重建上?
      6、结语
      目前,中国城市地理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欧美城市空间的不断变化创造了新城市地理,那么,没有理由怀疑正在经历巨大转型的中国就不能产生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新城市地理。这种新城市地理如何产生?
      近来,许多研究试图理解全球化的运作与世界城市、全球化城市、全球化城市区域的关系,新的学术思想不断涌现。如果城市是社会构造或人类建造为人类服务的人工物,那么不同国家的相互交流,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可以解释城市变化的根本逻辑[23]。尽管呼吁人性化的城市转型,许多中国城市研究仍处在科学主义的控制下,中国城市的社会构造和人类故事没有受到学者应有的关注。作为在地球上最早建立文明的国家,文化和社会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沿着城市地理“民族学派”的路子,与社会科学方法相结合,揭示中国的城市转型机制,创建中国城市地理学将是中国地理学的重要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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