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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被遮蔽的共产国际

    被遮蔽的共产国际
      2014年5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李玉贞研究员的著作《国民党与共产国际(1919—1927)》(以下简称“李著”)。李玉贞研究员是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她在译介共产国际历史档案方面的贡献尤为值得称道。这部著作又是作者“积三十年之功”的研究成果,不管是对国际共运史史料的挖掘来说,还是深化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认识来说,都有着重要意义。
      但是,与学界既有的研究成果一样,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在对华政策上的区别,却没有被李著予以充分的重视。混淆了这一层区别,李著在论述国民党与共产国际关系的时候,不免将其等同于国民党与苏俄政府的关系。这两层关系虽有重合的部分,但是也有明显的分野。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在对华政策上的区别,是国际共运史中“国际主义还是民族主义”的争论在中国大革命问题上的具体体现,渗透着苏俄政府和共产国际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因此也是中国大革命鲜明的历史特征之一。
      一
      李著开篇即说,“共产国际是苏联对华外交的一个渠道”,而且共产国际的活动“从来没有站在违背苏俄国家利益的立场上”[1]。既然如此,李著在“国民党与共产国际”的标题下,很明显其实讨论的是国民党与苏俄政府的关系。而且,李著认为,在“以国家利益为轴心”的分析方法的烛照之下,苏俄政府和共产国际——或者简称为“莫斯科”,其制定对华政策的依据是苏俄的国家利益。因此,共产国际弹奏的那些“世界苏维埃革命”的音符,只不过是对内迷惑旅俄华工、对外忽悠中国无产阶级的伎俩罢了。事实当然不是如此。
      在国际共运史上,国际组织受到大国大党的影响是个公认的事实,共产国际因为沾染上过分的俄国色彩也一直饱受批评。但是在李著讨论的1919—1927年这个时期,情况却不能仅作如此简单的理解。
      其一,共产国际的酝酿早于十月革命,其正式成立是在1919年。共产国际总部的选址问题,在共产国际成立大会上经过了激烈的争论,最后确定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早期的驻华代表维经斯基曾确认,“共产国际的一切决议都须经由多数通过才算有效,并不是俄共所能操纵的。”[2]应该说,维经斯基的这个说法客观反映了共产国际成立的初衷以及共产国际早期的工作思路。
      其二,在中国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的对华政策通过两个壁垒分明的渠道,得以推行。两个渠道有不同的职能和分工,它们在制定对华政策的出发点、依靠力量和革命道路选择上,分歧很大。共产国际早期的驻华代表马林之所以被撤销职务,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马林与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代表越飞走得太近,以致损害了共产国际的事业[3]。俄罗斯著名汉学家、大型系列文件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的编者格卢宁和格里戈里耶夫等教授认为,“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共产国际的实际目标一直互不相容,这是造成苏联外交政策,包括对中国的政策,遭到失败的根源之一。”[4]
      其三,共产国际从国际共运的指挥部转变为如李著所说的苏俄利益的“外交工具”,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其间充满了联共(布)与共产国际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美国学者赫尔穆特·格鲁伯将这个过程称为共产国际的布尔什维克化,或者说斯大林化时期,它始于1924年,终于1931年。[5]而在李著讨论的1919—1927年间,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的对华政策既有重合也有分歧,尚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共产国际早期的驻华代表马林,就曾经觉察到莫斯科在对华政策上的“两条路线和两个中心正在形成,即俄国利益中心和革命中心”[6]。
      因此,在1919—1927年间,国民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当然不完全等于与苏俄政府的关系。共产国际首先应当保证苏俄政权的存在与稳定,这是共产国际对华政策上与苏俄重合的部分,共产国际当然不会站在违背苏俄利益的立场上,而把自己推向帝国主义阵营。但另一方面,世界革命广泛的国际主义前景,使得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不会局限于苏俄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而是要求苏俄这个“正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民族,有能力有决心为推翻国际资本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7]苏俄民族利益优先还是世界革命的利益优先,或者说,民族主义优先还是国际主义优先——问题的尖锐性使得莫斯科的对华政策呈现出明显的分野,一方是以共产国际为代表的国际主义立场,另一方是以苏俄政府为代表的民族主义立场。李著笼统地将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混同于苏俄政府,简单地“以国家利益为轴心”的分析方法去解释国民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这不仅使得该书的研究对象模糊不清,更重要的是遮蔽了共产国际以国际主义为原则的对华政策的独特性,导致无法充分把握错综复杂的中国大革命史。
      笔者试以国民党与莫斯科的早期关系为例,来分析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对华政策的重要区别。
      二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政府基于地缘政治利益,迫切希望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以打破帝国主义国家的封锁和孤立。为此,苏俄政府接连发表两份《对华宣言》,宣布废除帝俄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但是,苏俄政府对华的友好姿态并未奏效,因在外蒙古问题和中东路问题上达不成共识,双方的建交谈判陷入僵局。之后,苏俄方面又寄望于“亲俄”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和国民党领导人孙中山,希望两者联合成立“孙吴政府”,取北京政府而代之。在“孙吴政府”的计划失败后,苏俄政府才将对华政策的重心放在孙中山及其国民党身上。1923年年初,苏俄驻华特命全权代表越飞与孙中山在上海发表《孙越宣言》,这标志着国民党与苏俄政府合作关系的开端。与此同时,苏俄与北京政府和一些控制地方政权的军阀,仍旧保持由苏维埃国家的地缘政治利益所决定的外交关系和经济关系。不难看出,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对华政策采取了一种精明的实用主义立场,只要是国内的实力派,不论意识形态的差别,只要怀揣“反帝”的抱负,都可以成为苏俄政府联合的对象。
      与苏俄政府实用主义的外交方针不同,共产国际从推进世界革命的战略出发,严格把控联合对象的“阶级标准”。虽然共产国际对中国社会的阶级分化情况不感到乐观,但却始终相信中国无产阶级是个有前途的阶级,并以充足的信心注视着这个阶级的成长。从1920年到1922年,共产国际的在华工作有两个基本点:其一,依靠最有觉悟的工人建立共产主义小组,然后将其联合成为中国共产党;其二,通过党的知识分子团体渗透到工人阶层中去[8]。对于共产国际来说,其在华工作的支柱是中国共产党而非国民党,更不是与苏俄政府有密切联系的各路军阀。共产国际在华政策的目标是:通过中国共产党整合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使其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处于领导地位,以此保证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能够突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推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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